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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閣改組卡關：衛福部權力拉鋸與政務官角色定位
隨著八二三大罷免案落幕，台灣政治圈掀起一波權力震盪。其中最讓社會關注的，就是行政院內閣改組陷入僵局，特別以衛福部長邱泰源拒絕請辭成為焦點。賴清德總統雖然早已表態，認為內閣須針對罷免失利做出必要人事調整，但邱泰源堅持不走，不僅在民進黨內外引發熱議，還激起民間一連串討論。像是媒體人周玉蔻就批評政務官如果不願走，內閣的整體協調能力是不是會受到傷害？這場人事角力，讓大家看到個人力量和政黨體制之間的拉扯。
在這波人事風暴下，衛福部次長呂建德一度在坊間傳出有望接班，但本人多次公開否認要接任部長。他強調，自己擔任政務官的核心目標是「做大事，不是做大官」。這句話彷彿是台灣政務官心中的自我期許，也凸顯在官場權力變動時，個人志向與制度現實之間的微妙拔河。這次衛福部長人事膠著，不只是單純的行政交接問題，更像是一面反映出台灣官僚文化、政黨領導風格和專業背景之間彼此衝突的鏡子。
▲ 衛福部長邱泰源堅拒請辭、次長呂建德多次澄清不接任職位，顯現政務官間權力敏感與人事博弈。
如果細究台灣內閣體制，可以發現部會首長的異動常困在行政與政黨決策之間左右為難。衛福部因應疫情、健保預算等社會重大議題，加上多方壓力下，部長是否更替變得更具指標性。部長堅持不辭，除凸顯個人對政策方向的堅定外，也引發外界對賴政府決策風格的質疑聲浪。隨著內閣改組進入膠著，各方期待賴清德如何平衡黨內意見、社會期待與專業人事安排，攸關後續整體行政團隊的穩定推動。
民進黨黨團人事變動：制度程序或權力再分配？
罷免案失利後，民進黨黨團內陸續出現幹部自動請辭潮，五位立法院黨團幹部，包括吳思瑤在內，公開宣布卸下現職。這波自請下台雖然被黨團總召柯建銘試圖慰留，但外界仍解讀為黨內權力洗牌的前哨戰，也成為媒體和民眾關注的焦點。事實上，這種內部人事調整，難免會出現派系間的各種暗潮，包括權力競逐、舊勢力與新世代的拉鋸。
面對「逼宮」質疑，吳思瑤則強調，民進黨團本就有例行會期交接的機制，這次請辭完全走在體制內，屬於例行性程序，沒有外界想像的派系清算。但實際上，台灣社會一旦遇到重大政治挫敗，即便正常制度運作，都容易被解讀成政治角力場上的「權力再分配」，說句白話，這些人事異動反映整個政黨如何面對失敗、重新思考領導團隊的必要調整。除了組織制度外，更大的考驗是如何化解黨內派系間資源分配的不滿，並重建民眾對黨的信心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內部人事震盪往往會延燒到更多檯面下的鬥爭與議題。例如該怎麼分配資源？黨內各派的立場與利益如何協調？有時甚至會進一步引發「責任歸屬」的論戰，挑戰民主政黨應有的制度韌性與公共溝通能力。針對民進黨權力競逐與派系路線檢討，可延伸參考「罷免後民進黨派系政治、權力競逐與兩岸論述爭辯」。
黨團人事大遷徙背後其實也暴露出台灣政黨必須回應失敗、重修路線、喚回基層支持的複雜挑戰。尤其是在輿論壓力攀升、社群網路議論紛紛的時代，政黨如何利用這次危機，將制度化交接轉化為未來重建自信的動力，是所有政黨的生存課題。
國民黨主席懸缺：交接角力與地方首長的避險抉擇
823罷免案剛結束，國民黨內部即發生組織領導權交接的敏感時刻。現任主席朱立倫任期接近尾聲，新任領導人選成為外界熱議焦點。台中市長盧秀燕以「媽媽會留在家」為由，明確表態不參選，展現對家庭對比政治責任的選擇，同時也巧妙隔絕被捲入派系內鬥的風險。新北市長侯友宜也是媒體點名焦點，卻一再重申「沒有考慮參選」，表達願全力支持有志承擔的人選，但自己專注於市政。
這樣的現象恰好反映台灣大黨在領導人接班與權力布局上的兩難。領袖出現權力真空，派系難以協調推出共識人選，許多地方首長則選擇觀望，防止陷入複雜的派系鬥爭，導致黨務陷入短暫停滯。對國民黨來說，誰能接棒成為具有凝聚力與號召力的新主席，不只是黨內權力分配，更關係到全台政治版圖未來的整體走向。
此外，國民黨在地首長普遍擔憂捲入中央黨務的風險，多半傾向以「地方優先」做為迴避中央爭權場域的理由。這正凸顯出台灣政壇老問題：「中央地方資源分配」與「派系協調困難」，而領袖真空時期，更是考驗政黨能否順利轉型與革新，凝聚新世代民意能量的重要關口。
大罷免失利後的領導反思與民意裂痕
台灣社會在罷免案失利後，掀起了全面性的領導檢討與政策反省熱潮。許多長期關注政治的民眾、學者、資深媒體人，紛紛對執政團隊、領導作風和政策走向提出尖銳觀察。像李艷秋便點出，賴清德政府缺乏真誠檢討的態度、閣員換血名單不具實質專業、對民生經濟也沒足夠重視，陳述了「三不相信」論點：不相信賴清德會檢討、不相信換人能有效改善、不相信政府會以民眾生活利益為優先。這些質疑，讓執政黨政策信任度不斷下滑，也激化了政治極化現象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罷免案後的黨內「內奸」議題沸騰，民進黨、在野陣營乃至支持者之間都爆發責任推卸與互相指控，造成政黨內部更嚴重的裂痕。當黨內不同世代、不同派系開始互相批評，反映出台灣政黨內部多元化與世代斷層。這種現象，挑戰的不只是單一政黨的領導穩定，更攸關整個台灣民主體制對社會信任的重塑。
再加上，近期立法院通過職權修法（如新增藐視國會罪、調查權、公聽會、擴大總統國情報告）所引發的社會抗爭與憲政討論，也再次把民意與政府的關係推到新高度。2024年5月到10月間，修法引發大規模群眾集會，最後部分條文被憲法法庭判決違憲，讓台灣政局變得更加敏感。不但讓人民意識到民意與公權力之間緊密制衡，也強化公民社會對領導人的監督及信賴要求。
政治權力的地緣與多層次博弈：台灣與全球新現實
近年來，台灣的政治權力結構早已突破本土一國一黨架構，受到亞太地緣、新型經貿體系，以及全球政經變局的高度影響。兩岸關係、國際經貿政策、科技產業巨頭涉入決策等因素，使得台灣各層級權力競逐變得更加多元且高度競爭。近來如法國大型企業對政府政策的施壓、企業大老如馬斯克影響公共政策，還有中國官員因內部政爭而下台，皆顯示出台灣政府必須在複雜國際與本地局勢下持續調整權力分配。
這波全球化下的多層次權力重組，讓台灣每次內閣改組、政黨交接、及立法院重大修法都不單純只是人事輪替，更是一場權力制衡、社會參與和正義價值實踐的大考驗。舉例來說，2024年5月台灣立法院修法時，不僅國會內部衝突激烈，立法院外民眾抗議規模達三萬人，還涉及「藐視國會罪」等爭議條文。10月釋憲判決部分條文違憲，凸顯台灣民主發展始終處在高度拉鋸與調適過程。
除了傳統的司法、行政、立法權力區分外，現代台灣權力還涉及到資通訊產業、社群媒體平台、國際資本和新興產業等多元領域。傳統政治學視角已不能完整解釋現今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，像近期也有人思考「國會該不該是權力的絕對中心？」或是檢視「全球科技巨頭的政治影響力」。有興趣探討全球企業與政治權力如何互動的話，可以參考「法國大企業與政治權力之間的摩擦」。
另外，近年立法院針對職權進行多次修法，如總統國情報告條文、擴大人事同意權、加強調查及聽證程序，還有新增「藐視國會罪」等，都強化國會對行政部門監督能力。這些變化雖有其正面意義，但從2024年抗爭、覆議、到部分條文被大法官判決違憲，可以看出台灣社會對權力制衡、行政效率、基本權利保障始終高度重視。
展望未來，台灣如何在多重權力場域和地緣競爭中，不斷調控民主制度、推動法治進步，並善用新興產業與國際合作資源，將是繼續維持政治穩定與社會正義的重要關鍵。
